铜镜收藏市场前景不错-【新闻】

东汉人物舞蹈镜

唐代盘龙纹镜拓片对博局镜的一次“博弈”

在“大件头”钟鼎彝器收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收藏家便将目光对准了历代铜镜这类小型铜器，毕竟，数千年的历史在精美的花纹和翡翠色的锈斑中凝结。经过一番风雨兼程的努力，民间收藏铜镜呈现出丰赡的成果。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有一次对中国铜镜研究专家孔祥星说：“依我看，目前国内民间收藏铜镜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们博物馆了。”

2004年初，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头啖例汤”，开启了中国文物市场第一次铜镜拍卖专场，全部拍品均为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收藏家关祖章先生的旧藏。143面铜镜全部以高于预期的价格顺利成交。同年8月21日，嘉德再将一批铜镜推出，152件铜镜成交额高达359万元。此后嘉德每年要举办两次青铜镜拍卖专场，也取得不俗的成绩。最近几年，上海一些有较高信誉度的拍卖公司也推出了铜镜专场，成绩不俗。不过与钱币不一样，铜镜在上海的征集非常难。

据一些铜镜收藏家估算，普通的铜镜价格在最近十年里翻了三四倍，精品级的铜镜则一般要翻十余倍。200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过一次馆藏铜镜精品展，其中就有数枚劫后余生的精品。这次铜镜展尚未闭幕，上海几大古玩城里的铜镜价格陡然上升好几倍。

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枚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晚期。由此推断，中国的铜镜历史至少有四千年了。按照文物界研究结论，中国铜镜历史可分为起始期(齐家文化与商周)，流行期(春秋战国)，鼎盛(汉代)，中衰(三国、魏、晋、南北朝)，繁荣(隋唐)，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铜镜的纹饰要数战国、两汉、隋唐时期的精品最为极致。战国的山字纹、花叶纹，还有造型夸张、抽象的龙纹、凤纹等等各种主题纹饰坐落于地纹之中，尤显战国铜镜的图案格外的层次分明。

铜镜艺术至隋唐，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到了青铜艺术的山顶。此后，青铜艺术的光辉慢慢褪去。也因此，为了留住古人的梦想，留住青铜时代的印记，从元明以后，文人雅士开始随意地收藏铜镜，之所以随意，因为这路东西毕竟是闺房里的东西，一时难登大雅之堂。

黄洪彬收藏铜镜是一个偶然。他是从收藏瓷器、玉器、佛像、钱币等起步的，上世纪80年代，在旧书店访到一套八册清代刻影本《陶斋吉金录》，里面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顿生登临泰山之感，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

不久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在一个地摊上发现一枚漆黑的铜镜，品相完好，图案清晰，纹饰精美。喜欢写在他的脸上，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一开口索价8000元。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洪彬来说，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了。回到上海赶快拿出有关书籍对照，发现居然是一枚汉代的博局镜。所谓博局，也称博戏、陆博，是一种古老的棋戏，大约在春秋时就流行于民间，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盛行一时。再请专家掌眼，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

“从此，我胆子就大了。”黄洪彬对记者说。

让唐镜露出千年真容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许多朋友看到我收藏铜镜，就嘲笑我买了一堆废铜烂铁。但我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黄洪彬说。

起步的最初几年里，他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一些小县城里跑，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个个兜过来，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次黄洪彬去南京夫子庙淘宝，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古董老板手里有一枚铜镜，品相一流。他急忙赶去，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黄洪彬不甘心，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辗转找到这个收藏家，说了半天，再加价30%，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这枚铜镜。这枚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

还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传了一张照片到上海，是一枚腐蚀得相当严重的唐代铜镜，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了，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是比较罕见的。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抚摸之际，黄洪彬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小块浮雕。就凭这一角动物背部，黄洪彬就判定是头模镜。所谓头模镜，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模范始用，纹路清晰，价值超过二模三模。对方开价11万元，黄洪彬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买。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世界，最后一咬牙买下。回家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三天，腐蚀的背面逐渐清晰起来，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画面内容非常丰满，雕刻极为精细，头模镜的神韵逼人而来。这一记他又博准了。

前几年，黄洪彬与中国社科院文博研究生班60名同学一起赴洛阳作野外考察，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一枚半截铜镜。一般情况下，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黄洪彬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子飞霜镜”，铸于唐代，而且也是头模。以前他只在清朝的有关书籍中看到这种铜镜的记载，但一直没有见到实物，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中也没有。再经仔细察看，黄洪彬发现镜子断面上的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于九泉的信物。于是黄洪彬当机立断重金购藏。

黄洪彬没有看错，这一习俗在沈从文的《铜镜史话》中也有记载。“‘破镜重圆’的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至迟应当在魏晋之际发生。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著《神异经》，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信相约’的故事。”沈从文还考出50年代某地出土晋墓中有瓦镜两片，拼合成一个整体的实例。

铜镜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

今天，黄洪彬的铜镜收藏规模相当可观，在收藏界为上海人赢得了地位与荣誉。在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是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的珍稀品，足以改写中国铜镜铸造历史，并为中国的冶炼技术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

黄洪彬说：“夏文化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崛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日用铜器也进入一个辉煌的阶段。到了汉唐，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

铜镜收藏与交易的信息还引起了境外收藏家的关注，他们经常来中国寻访。有一次黄洪彬从民间藏家手里买到一副东汉龙虎对镜，一位日本收藏家得知后马上找上门来，愿意出60万元购藏，被他一口回绝。“好东西不能流到海外去。”

中国的铜镜在日本收藏家眼里，绝对是稀世珍宝，玩了几十年的收藏家，拥有数百枚的不算少，有些精品还是上世纪30年代流入日本的。他们有相当丰富的实物，还形成了一个圈子，隔三差五也能出版专著，这些都让黄洪彬颇不服气。为了收藏与研究，黄洪彬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在铜镜上，除了寻访各地古玩市场外还经常上拍卖会举牌，只要是好东西，价钱贵一点他不怕。

有一次黄洪彬看中一枚唐代凤鸟鸳鸯铜镜，对方索价50万，此时家中保险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最后只得向朋友求救，方得如愿。

黄洪彬对我说：“我喜欢铜镜本身固有的铸造艺术和纹饰艺术，喜欢深究铜镜与历史上显赫人物的故事，甚至还喜欢上了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骆宾王等言及铜镜的诗歌作品。铜镜具体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生动场景和礼乐变化，寄托了特定时期的人文理想。从一枚铜镜中，我们可以挖掘出丰富的文化信息。”

“日本人对中国铜镜很有研究，但也要看到，中国收藏铜镜的人不少，馆藏精品也多，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他说。

收藏铜镜，只是暂时拥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像破镜重圆的成语，它很艺术化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情感的追诉，那么，研究铜镜的历史与艺术，才算将另一半牢牢地把握在手了。

为了弥补学术研究的遗憾

现在收藏铜镜的人，收藏规模达到数十枚者，在上海有一百多位，规模超过两百枚者，并有理论研究的收藏家则不超过二十位。

在满肩风尘的寻访过程中，黄洪彬还撰写了不少有关铜镜的鉴赏辨析文章，经常发表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引起了专家的高度肯定及藏家的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觉得自己以前读过的书不够用了，于是就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文博研究生班，青灯黄卷地苦读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古代铜镜中龙的演变》，力图通过各个朝代铜镜上的龙纹图像来解读中华民族图腾的历史演变，并由此破解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精神寄托。由于过手的实物多，积累的资料全，这份追根溯源的梳理工作当然非他莫属了。导师对他的论文及答辩给予了高度评价，论文也发表在2006年的《考古》杂志上，这本杂志在文物界是最具权威性的话语平台。

但这不是黄洪彬学术研究的终点。其实在早几年，当他的收藏积累到相当的规模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宏大的心愿：编一套高质量的图书，给中国的历代铜镜编一本文化目录。这个愿望的产生，其实也是缘于一系列的刺激，在他研究铜镜的过程中，为了破解铜镜上的一个符号，一行文字，一个工艺特点，一个型制规格，他经常去国内上规模的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可惜这方面的图书奇缺，专著几乎一本也没有。这说明中国文物专家对铜镜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学术研究更加粗糙，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论及青铜器时一笔带过。在好些省级博物馆里，连像样的青铜重器也没几件，那么属于“小儿科”的铜镜就不可能为它开辟专馆。

而在东邻日本，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不少有关中国铜镜的文献资料，印刷精美，装帧典雅，但翻阅之后也有些失望，日本人虽然对中国文化心存敬意，国家博物馆、学术机构及民间都在收藏铜镜，毕竟对中国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文化密码不甚了解，对一些青年学子而言，在感情上也有所疏隔。那么这类书籍的图片是精细的，编排也基本到位，但图注就做得相对肤浅，谬误也在所难免。黄洪彬失落之余就立志自己编一套铜镜方面的图书，为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填补空白。

编这类图书需要实物，黄洪彬这个不缺，年代梳理，也不是难事，最难的是解读文化密码。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体现在一枚小小铜镜上就涵盖了多个方面：文字、美术、宗教、神话、民族、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冶炼技术、朝代更替、中外文化交流等，涉及的课题很多。而且他收藏的这批铜镜在国内外也是最齐全的，时间上跨度很大，从春秋战国起，一直到晚清，每个朝代的铜镜都呈现不一样的风采，不一样的美学，不一样的思想承载与情感寄托，折射出不一样的风尚与生命态度。社科院学到的知识又不够用了，那么就请教专家。

黄洪彬去北京请教过的专家中有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国家博物馆孔祥星副馆长，江西省博物馆前馆长、青铜专家彭适凡，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考古研究所硕士生导师杜金鹏、博士生导师白云鹏、研究员岳洪彬等，或图案、或纹饰、或释文、或断句、或断代、或地域、或工艺……黄洪彬都得到了满意的解释。“所以这本书虽然是我编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专家的指点，不可能完成，就是完成了也会留下遗憾。这套书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黄洪彬说，“其实要感谢的专家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和收藏家，通过编这套图书，我好像在读博士，做课题研究，获得了更加丰富而精深的知识，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人生快意，莫过如此！”

为了使《汉雅堂藏镜》这套图书更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特质与优雅风度，黄洪彬还请上海青年书法家赵强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以楷书抄写每枚铜镜的释文。还请上海博物馆的李宏与陈亮为每枚铜镜制作了拓片，黄洪彬他自己也学过传拓技术，而且拓得相当不错。“拓片看似简单，其实大有学问，拓一枚铜镜，费时三个小时，凝神屏息，手上不乱不慌，纤毫毕现，再现铜镜纹饰的神韵。”

这样，一套图书三大卷，一卷为藏镜实录，以实物图片为主。两卷为图文解读，呈现方式是一枚铜镜拓片，加一叶楷书释文，翻检方便，美观大方，再加上李学勤的题签、孔祥星与彭适凡的序文、黄洪彬自己撰写的概述与后记，使读者对中国铜镜有了基本了解。更可贵的是，为使这一辛勤研究的成果走向国际，扩大涵盖面，黄洪彬还以中英日三国文字来传达释文。在装帧印刷上也精益求精，光是为了购买封套所需的麻布，黄洪彬请负责印刷的雅昌公司派专人去日本采购，并等候了四个月之久！

黄洪彬感慨无限地说：“我们享受了数千年以来祖祖辈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也要以虔诚的态度做好保护、研究与传承工作，那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想法与做法，都是可耻的，都是上愧对祖先，下愧对子孙的！”

收藏之乐就是让大家分享

考虑到这套书的专业性和读者对象，以及出版成本和传播途径，共发行998套。为了这个庞大的工程，黄洪彬共费时整整十年，耗资200万元，光是往返北京的机票也用去好几万，身上的肉也掉了好几斤。“有朋友说我自讨苦吃，我就是要讨这个苦吃，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了我一人，乐在全社会！”

黄洪彬从出版社拿到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内外高等院校分送。他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和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都送了这套书。还向日本好几所高等院校图书馆捐赠，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山室信一等专家对这套书也赞不绝口，他对黄洪彬说：“看来中国文化，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才能吃透吃深啊！”日本青铜器专家冈村秀典对这套书的评价也非常高，并向他透露说：京都大学一向很高傲的，一般不接受社会捐赠图书，而黄洪彬先生的这套图书是2014年他们郑重接受的第一套图书。“你的辛苦工作，深度发掘了中国铜镜的文化价值和古典之美，也使日本学者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冈村秀典说。

黄洪彬向我透露，日本民间至今收藏了不少铜镜，这也是他这些年来获得铜镜的主要渠道。“我先后从日本买回的铜镜不下两百枚，告诉你，去年又收到了一枚非常珍贵的铜镜，喜出望外啊，真是老天爷对我辛勤工作的最大犒赏。”

怎么回事呢，原来去年黄洪彬在日本旅游时，在东京一家并不起眼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枚铜镜。这枚铜镜直径不到8厘米，外观很一般，甚至说相当普通，铜锈较厚，铜钮较大，镜背面上以浅浮雕方式呈现一条龙，正是这条有些笨拙的龙，却让黄洪彬眼睛一亮：这不是商代的龙纹吗？再细细察看镜钮、镜面的铜锈等基本要素，最终确定就是商代遗物。而这个日本老板对铜镜并不太懂，他是将此当作一般古旧杂件来处理的，最终被黄洪彬以“让我心跳”的价格收入囊中。

“据我所知，中国的铜镜最早出现在大约四千年前的乔家文化遗址内。而三千三百前的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枚商代铜镜，那是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内出土的一枚直径11.8厘米的圆形铜镜，这枚铜镜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但是我回购的这枚商代铜镜有龙的图案，是最早出现在铜镜上的龙纹图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专家和同行的鉴定，一致认定至少是民间收藏圈内最早的一枚龙纹铜镜。遗憾的是，买来这枚铜镜后，我的这套书已经付梓，不然我肯定会放在书的第一页，作为铜镜中龙的形象的起始。”黄洪彬说。

民间收藏的丰富性与精彩度，是上海收藏界的传统优势，到了黄洪彬他们这一代，就更加重视对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整理与研究，使收藏行为上升到了学术层面，对博物馆、历史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主流话语构成了不可缺少的补充，甚至有所发现，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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