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对话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股市不缺钱缺信心

对话韦森：把脉当下中国经济 股市不缺钱缺信心

今年伊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的下滑、产能的过剩，再加之消费的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从年初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年中所谓的“CPI下行”，货币政策的每一次调动都刺激着市场的神经。再加之房地产市场调控、证劵市场制度改革、国际板上市等争论，在此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将何去何从？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本期东方财富网《财富观察》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韦森教授一起探讨当前经济中的点点滴滴。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市场、法治与民主》以及《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等。　　韦森：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必然趋势　　纵观我国今年上半年宏观数据，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二季度增长7.6%，增速3年来首次跌破8%。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89.2亿美元，扩大56.4%。　　东方财富网：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开始显现，投资、消费、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在此宏观经济的格局下，您认为今后我国经济将何去何从？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韦森：我素来不怎么用“硬着陆”、“软着陆”这种带有情感的隐喻性词汇，总觉得这种说法背后的潜台词是将一国宏观经济假设为一架大飞机，总有一个像航班“驾驶员”和“机长”似的政府在其中操控和调控。今年5月初，我曾在《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逐渐下行，将是一种自然趋势，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观点随后也影响到了较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包括国外的部分经济观察家。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十年的黄金增长时期。经过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开始逐渐下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自然、必然的。近期，一些财经媒体乐观地表示，中国经济将在7月份“见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经济的表面现象。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长期趋势看，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下行将是一个必然、自然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表层的，即人们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举步维艰；其二是根本的，即各类企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三则是从历史的观察看，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过巅峰期，开始逐渐进入长期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东方财富网：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中国企业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孟加拉、菲律宾、印尼、巴西、越南等国家，而较多外资企业也纷纷外迁他国。加之西方国家经济低迷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您具体怎样解读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的形势？　　韦森：整体而言，大规模的投资和出口快速增长，的确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拉动着我国的经济增长。现在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基本格局是，大规模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外贸出口也已将达到顶峰。在国民收入三部分中，政府财政收入在过去近20年里高速增长、企业利润之前也有较快增长(最近几年已开始下滑)，而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呈下滑趋势，基于目前的情况，消费很难启动。　　具体说来，在过去近10年中，投资占我国GDP比重始终超过40%，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无此先例。但事实上，我国前几年由各级和各地政府所启动和推动的一轮大规模基建投资的高峰期即将过去，而民间投资也在逐渐减少。如今的 “铁、公、基”等兴建投资项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巨大的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外贸出口方面，2011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20.3%，应该说仍然是相当高的速率，但全年对GDP的贡献却为-5.8%。目前看来，欧美、日本经济要从萧条中走出，可能需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此判断，我们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已达顶峰，即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依靠内需消费来保证增长在目前看来也较为困难。多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呈下滑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之后，下降非常明显。税收的增加、企业利润的下滑，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倒闭，将会导致老百姓收入的继续下滑。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本就增长不多，而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与之相反的是，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较低，或选择到国外去消费。在此格局中，如何期望通过增加消费、启动内需而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　　即便期望政府的基本国策有一个大转变，即政府推出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政策(这必定要减少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别无他法)，似乎也改变不了我国经济增速缓步下行的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热潮正在过去，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在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减缓，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转型。目前，中国家庭消费只占GDP比重的34%左右，最终消费也仅为GDP比重的47%。我国经济正处在投资拉动型与消费驱动型的转折点上，而从靠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本身正说明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将是一种自然、必然趋势。换句话说，靠消费拉动经济，本身就意味着经济高速增长期正在过去。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只是人为启动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像一位上了年龄的长跑运动员依靠服用大量兴奋剂来维持自己过去的速度一样，将会大伤身体，甚至导致其没跑到终点就突然倒下的情况，这就犹如经济的大衰退。　　韦森：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　　凯恩斯在其《货币论》中曾指出，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随着这种变动而到来的经济制度中的其他重要短期变量，会使经济周期的情况而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凯恩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兴衰，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紧密相关。倘若企业都能够盈利，国家就进入繁荣期；而当全部企业利润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为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沦入衰退期。　　东方财富网：您在最近《重读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文章中指出，凯恩斯曾提出“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征兆”这一重要发现，您这样解读这个观点？　　韦森：在1931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醒史学家特别注意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再此之前，凯恩斯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这是凯恩斯的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重新思考凯恩斯的这一提醒，更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几乎中国所有的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其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时期，大家都在赚钱，甚至很多人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现在，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的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东方财富网：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您曾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历史观察中的必然结果，那么您认为我们会复制日本经济当年的走势吗？　　韦森：从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会长久，最多二三十年，且恰好都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革命时期，经历了一段高速的增长期，直到1873年，发生了大衰退。德国在1871统一后，也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随后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结束。而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时间中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是由原来20世纪50——60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以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可以说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腾飞，至今正好经历了20年。2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10%上下。把中国经济放在当代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也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现今所面临的状况，与日本在1973年时面临的情景十分相似。对比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会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部分投资推动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重化工业的投资，同时也依靠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实体部门、重化工部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与外贸出口有关的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末期，这与日本经济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　　但是，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也有一定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变动上。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较高，一大批富人的财富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差别比例均迅速拉大。这就与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成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乎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一直不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却民并不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常像1973年日本的情形。当时，日本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为3000美元。之后经过十七、十八年的“稳定增长时期”，在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进入萧条期时，人均收入已快到2.5万美元，比当时美国人均GDP还高出1658美元。而目前我们人均收入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经济还能在5——8%的增速上保持一段时间，那对未来中国而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增速下行时，还继续逆经济发展趋势，期望靠高投资率而强行维持经济8%以上的增长，可能在我国人均GDP还没达到1万元时，就出现巨大的经济衰退了，即陷入了人们所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　　基于上述判断，再次呼吁要对我国经济逐渐下行做好“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和这一大趋势的决策与对策。否则，再逆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继续依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高速增长，再启动一波大规模的投资，很可能在未来会把经济推向突然的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早期的经济学著作所悟出来的一点。　　我们不能仅相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正是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才有这样一个判断。当然，经济学人任何预期未来的观点都是危险的。但是，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反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思想准备和预警，才以至于各国经济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韦森：银行负债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据证券机构对我国上市银行2011年年报与今年一季报统计分析显示，2011年我国上市银行表现出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且从环比统计数据看，2011年末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三季度末有了明显的上升。中国银监会最近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去年底有所上升，至4382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季度出现反弹，不良贷款率达0.9%。　　近期，央行两次降低基准利率，同时扩大利率浮动区间。银行业竞争加剧、利差收窄，进而影响到今年银行业的利润。有观点认为，倘若经济下半年不能见底，明年银行业坏账将大幅增加、净资产将严重缩水。　　东方财富网：目前我国的投资主要依靠“铁、公、基”等投资项目，而其背后是大量的银行贷款，您怎样看银行的负债与坏账问题？　　韦森：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术语来说，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过度投资”问题，而是大量“错误投资”和“不当投资”问题。我们的投资更多体现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发改委产业政策的鼓励、引导和支持下，在一些尚不能盈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盲目扩张上。这就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大都是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利润预期而自行决策的扩张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经济若出问题，可能比西方国家几次衰退时期所出的问题更大，“摔”得更严重。　　不久前，我曾指出，当经济处于扩张时期，如果央行人为压低利率，将导致资本向投资资本品生产部门扩张。扩张之后，将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实际储蓄与消费偏好不匹配，反而证明了人为压低利率下的大量投资是错误投资或不当投资。倘若错误的投资不能及时收回，待银行贷款还款期限来临时，将产生经济的大萧条。这正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要告诉世人的。是否说在21世纪这一理论仍然适用，至少我观察可能非常适用于目前中国的经济格局中。　　这几年，为了应付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的投资尤其是对“铁、公、基”等基建项目投资十分巨大。而大部分投资，是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启动的。这其中有中国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及资本账户外资流入所导致的央行基础货币巨增的因素，也有中国储蓄率较高的因素。另外，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基础设施投资的黄金时代即将告以尾声。但是，过去数年中，中国所启动基建项目导致的银行贷款增量大得惊人，2009、2010和2011三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　　目前我国的银行坏账率从账面上看并不算高，仅为1%。但更为重要的是，截止去年年底，我国贷款余额高达58万亿，而去年的GDP为 47.9万亿。由此推算，1元GDP中，背后积累有1.28元的贷款。如果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后不能偿还，巨量的坏账最后拥积到银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韦森：大量错误投资将把经济推向大萧条　　前段时间，我国大量项目屡屡获批，使得发改委备受关注，加之其对“新四万亿”以及“四万亿2.0版本”等说法的否定，更成为社会的焦点。虽然来自国家发改委和地方发改部门的官方消息均表示，国家不会重复2008年时大规模的投资计划。　　正值此时，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与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却逆市上马，也因此备受业界关注。不可否认，2011年我国钢铁行业的利润率仅为2.4%，今年1——4月，其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0.1%，一季度甚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据中钢协方面表示，目前我国钢铁业已超过年产9亿吨的产量和不足7亿吨的消费出口过剩巨大，2012年起我国钢铁行业将进入全面的过剩阶段。　　东方财富网：前段时间发改委审批通过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等项目，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您怎样看？　　韦森：这几年，我国大规模地投资兴建了“铁、公、基”项目，是我国经济能够维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基建投资的高峰在未来几年时间里即将过去，之后将留给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近期的一系列逆市投资也必须依靠银行贷款来启动、完成。最近全国人大关掉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可能渠道，这无疑又将地方政府逼向通过银行贷款来维持当地经济增长的窄门。地方政府依靠银行贷款来建基础设施、开发区等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方式，犹如 “抽鸦片的瘾君子”，越抽越上瘾，长期难以为继。　　各地大规模的投资必将带来沉重的债务，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借新债还旧债，再发新债谋发展。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担心近十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但是地方政府负债只是一部分，企业的银行贷款负债才是更大的问题。　　截止201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高达58.2万亿，其中全国房贷占2.2万亿。如此计算，约55万亿为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仅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　　目前，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大量企业已不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最近暴露出来的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负债300多亿，以及无锡的尚德集团巨额负债，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目前的中国，有多少这样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倘若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大家纷纷摈弃实业，不再盈利，甚至亏损，此时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保8”和维系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能走多远？　　由此来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部分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项目”，正在给我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层认识不到这种错误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危险，仍然依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种逆着经济运行的自然法则的宏观刺激政策，必将进一步把中国经济推向未来更大的萧条。　　东方财富网：由此看，错误的投资将导致过剩产能的进一步过剩，您怎么看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　　韦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从拉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皆存隐患、利润率下降以及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缓慢下行的通道，这只是表层上的分析，而深层次的问题，或者说最根本的问题，正是我国各行各业目前均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当代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的历史机遇中，中国迅速加入了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技术、核能技术，乃至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构成的当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的末班车。　　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其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教育水平与技能都能够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且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虽然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但有开放态度的政府始终保持着外资在中国的运营和合约实施，加之各地政府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基础设施支持，使西方较多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中国的制造业也因此在过去20多年中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的制造业崛起迅速，中国汽车产量已居世界第一，钢铁产量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四个国家总和，水泥、煤炭产量也几乎达到全球产量的一半，还有家电产品等，都居世界之首。但是，也使得中国在目前所有的产业中，几乎没有一个产业产能不过剩。　　另一方面，在中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也在下滑。政府税收的增加，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加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下降。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会发现一个悄然的变化：在其商场和超市中，中国制造的产品日益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尼、泰国、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产品正在悄悄地增多。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韦森：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信部把实施工业信息业转型作为总体目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电子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扶持，并将鼓励三网融合、物联网等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同时继续支持对家电回收等节能减排项目推广。可以说对于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空前。　　东方财富网：对于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与扶持，您持怎样的观点？　　韦森：近几年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较多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实际上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是害了企业。　　假设发改委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予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可能也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元来盲目新建厂房，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生产出来后，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进而濒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这就是江西最大民企赛维LDK公司的典型例子。　　目前看，全国有多少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犹如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投资，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很难说是在帮助企业。以过堂而皇之的鼓励将企业推向了火坑，进而害了一批企业家，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目前许多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险，其原因正是如此。一些民营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集团，如今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绑架了地方政府，绑架了商业银行，迫使地方政府不能让他们倒闭而已。　　前段时间“三一重工”开始了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整个行业不景气，这对经济整体而言，是非常不好的征兆。但是，我认为“三一重工”的管理层非常明智，认识到经济的冬天即将来临，先穿上了棉衣保护自己，这才是正确和理性的选择。　　概言之，中国各行各业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利润率开始为负，最后都会在银行贷款坏账上反映出来，也会在中国的股市上反映出来。只要时间一到，一系列潜在的问题都会浮出水面。因此，不要仅仅注意到政府的负债问题，也要关注企业的负债问题，而且后者可能在未来对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韦森：谨防金融体系突然失灵导致的大萧条　　受失业率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技术创新短期难有重大突破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在 2012年的盛夏之时，美国经济仍可谓复苏步履维艰。世界另一边，自去年9月以来，欧元区综合行业采购经理人指数(composite PMI)一直处于枯荣线(50)以下，目前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处在萎缩区间。同时，欧债危机已从希腊等外围国家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并呈现出向金融核心部门蔓延趋势。欧元区部分金融机构濒临倒闭。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衰退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经济似乎也难独善其身。从近期宏观数据中可以看出，上半年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底部何时才能够出现，已然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否会较快见底？未来十年中国是否还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韦森：我认为，中国经济将逐渐下行是自然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经济增速下行，总会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今年我国的GDP增速或回到8%或更低，而明年也许会继续下行。倘若没有经济大的危机出现，我们或许会像日本经济1975年之后的情况，进入一个稳定增长的时期，这或是最好的结果。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今年三月来到中国，在《2030年的中国》的发展报告中也这样预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走势，尽管他们仍比较乐观，比较看好中国经济。　　而目前较担心的问题不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逐渐下行，而是由金融和银行体系突然失灵导致的经济大萧条。纵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起先并不是实体部门出了问题，而是由金融、银行系统逐渐传导到实体部门。股市暴跌在先，随后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再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了大萧条。真不希望未来这样的危机在中国重演。　　因此，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都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的和内在的法则而行事，或许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韦森：“总量减税”将是最合宜的宏观政策　　对于“宏观调控将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韦森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倘若把市场反应与企业反应都留给市场与留给企业，让他们自行解决，可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也许不见得衰得很厉害，或许不会导致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东方财富网：您曾经提出“宏观调控损害中国经济”的观点，而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怎样的调控手段？　　韦森：货币政策在中国已开始无效。自200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按照央行的数据， 2009年为9.7万亿，2010年为7.5万亿，去年为7.8万亿。但是实际的贷款量远高于这个数据，过去3年间我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已超过30万亿。中国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是依靠货币政策，释放银行贷款，这次又是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往往是无效的。　　目前几乎所有行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都在下降，企业已不再盈利，这种情况下再放松货币供给，作用何在？一方面，企业没有订单，利息再低，他们也不愿意贷款；另一方面，如果银行看到企业不赚钱，也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计算和风险考量而惜贷。更为严重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已负债累累，亟需贷款，这将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而濒临倒闭和清算的企业，资金紧缺，急需贷款。在此情况下，放松信贷，尤其是降息，是再错不过的宏观政策了。因为这样是把资金再错配到“无底洞”中去，只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埋下更大的隐患，把中国推向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大萧条中。　　因此，在目前的宏观形势下，政府决策层要寻求合宜的宏观政策、启动内需，最有效和合宜的宏观政策，已不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即总量减税。只有通过总量减税，使得企业税负降低，国际上竞争力的恢复，订单的增多，中国经济才有望继续前行。　　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拉弗曲线”，它表明政府征税，有一个合理的极限：在税率很低的情况下，提高税率，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税率再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将减少。这是因为，税率到了这个极限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将会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使得税基减小，一些企业迫使关门，甚至出现倒闭，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开始减少，以此恶性循环。有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今年上半年政府财政收入在下滑？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利润的下降，经济活动趋冷，一些企业不在生产，政府的税收自然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下降，因而政府的税收也减少了。前一个因素也恰恰说明，目前中国政府的税收从整体上已开始接近理论上的“拉弗曲线”拐点了。　　因而，在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的今天，我们需要减税富民，即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要对民营中小企业减税，对外贸出口企业减负，我们的企业才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才能真正启动内需，推动未来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改变依靠政府花钱、依靠政府公共设施投资和大型国企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不会在未来出现大问题。　　韦森：货币政策致全国普放高利贷 　　深圳银监局4月发布《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指引》，提出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放宽至5%的指导性标准，并首次明确差异化监管指标。此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无疑是“继温州金融改革之后，又一金融改革的标志性突破”。盘点深圳的系列重大金融创新内容，内容包括将与香港试点开展双向跨境贷款、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扩大代办股权转让试点和创新债券市场发展等。　　纵观前些时候从温州到深圳的金融改革与创新试点之路，一方面将促进银行经营模式转型，进而改变银行信贷规模无度扩张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大力拓展直接融资，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匹配与协调。搭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努力让民间资本阳光化或是金融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　　东方财富网：您怎样看前一段时间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区普放高利贷的现象？　　韦森：你认为目前温州缺钱吗？在中国，钱最多的地方，可能就是温州，据说温州的存款余额就高达8000多亿元。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放高利贷？这是决策层的极其扭曲的货币政策结果。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利息率调控货币需求，即利息率提高，其需求就会降低；而准备金，则调节着货币供给，准备金提高，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前段时间，我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为3.5%，贷款基准利率为6.5%，准备金率则为21.5%。而实际贷款利率，应为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或言“自然利率”，这样才能构成正常有效的实际贷款利率。　　假如通货膨胀率为3%，平均资本收益率为5%，此时贷款利率应制定在8%才较为合理。而去年通货膨胀率为5%上下，企业边际利率在5%——6%，其贷款利率应超过10%才为合理。而前一段时间，央行所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才为6.5%。这就导致货币供给和需求严重的不均衡。货币供给奇紧，货币需求特旺，那还不导致全国普放高利贷？正是给予这一推理，去年我曾指出，温州、鄂尔多斯乃至全国普放高利贷，一些企业家“跑路”甚至“跳楼”，是决策层的这种极其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给整体上来看依然偏紧。在此情况下，央行似乎又采取了违反市场逻辑的货币政策。货币偏紧，为什么不再降低法定准备金反而降息？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这不使得货币市场供给与需求更加不均衡？降低法定准备金，增加供给，才会真正起到降低市场利率的作用。最近一次央行降基准利率，而几大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也正好说明逆市场运行的逻辑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韦森：银行贷款急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　　7月12日，央行发布了2012年上半年我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报告显示，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为92.5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末高出0.4个百分点，与上年末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为28.75万亿元，同比增长4.7%，比上月末高1.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上半年净回笼现金1465亿元。　　东方财富网：通过数据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并不算大，而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却居高不下，您怎样看这样的现象？　　韦森：去年下半年我国CPI快速上涨，包括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此次通胀是央行超发货币的必然结果。但纵观央行的月度数据和公报你会发现，近三年来，央行并没有真正超发货币。　　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的3年期间里，中国经济体内的M0从3.42万亿增加到5.1万亿元，仅增加了1.7万亿元。除此之外，相关资料显示，尽管2009年广义货币M0剧增了13.1万亿，增幅达27.7%，但实际央行向市场全年净投放资金为2130亿元。 2011年上半年，表面上央行采取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资金净投放仅为8895亿元。　　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步步从紧，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但实际上央行全年向市场净投放的资金高达1.9万亿元。即使如此，2009——2011年这三年时间里，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总额为3万亿元。倘若加上央行发出的1.7万亿的现钞，3年来央行全部增发 “货币”数量为4.7万亿元。但是，2009——2011年我国的广义货币M2却从47.5万亿剧增到85.2万亿，净增额为37.7万亿元。　　对于37.7万亿元M2的净增额，有学者认为其原因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货币乘数在加大，故央行印出的钞票和资金净投放虽不大，但广义货币因此增加了。殊不知，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数据都表明，最近几年我国的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的流通速度都在下降，货币乘数在减小。　　仅仅依靠货币外生供给的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完全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了，只能用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的“内生货币”理论给予解释。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的增加并不是央行主动发货币的结果，主要是银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数字的积累构成了广义货币M2。目前我国经济体中广义货币M2为92.50万亿元，其根本是由所有个人、家庭、企业、机构和政府等在所有银行存款数字所构成。　　在经济扩张时期，个人或商家的贷款会转变为他人和其他商家的存款，因而产生了广义货币。我在去年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并不是央行有意超发货币的结果，而是由于商业银行贷款急剧膨胀所引起。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已变为很次要的因素了。可以说，过去几年我国广义货币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资本资产头寸增加的结果，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乃至政府财政存款的急剧增加，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贡献因素。　　韦森：房地产创生大量广义货币　　据统计，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扬，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购房的贷款表现出快速的上升趋势。　　东方财富网：商业银行贷款急剧膨胀能理解为主要是由房地产所带动的吗？　　韦森：近几年房价的快速上涨，房地产交易量的快速攀升，正是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购房贷款的快速增加，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广义货币被创生出来，由此我产生出一个新的观点——房地产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创生机器。　　具体说来，前些年房价疯狂上涨，购房者需要通过昼夜排队贷款购房，旺盛的需求推动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进而激励地产商持续不断地开建新楼盘。在此过程中，多数购房者需要通过银行贷款预交首付，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其首付会越来越高，为房产商带来更大的利润。房产商将这部分贷款转存银行，进入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在央行的统计数据库中就转变成了广义货币。　　另一方面，地产商在获得土地之前，需要向银行贷款。据统计，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通过银行贷款，地产商获取资金，转给政府进而获得土地，政府将这部分贷款存入银行，又转而投入其他更大的开发项目，成为一些开发商的银行的存款，最后政府的投资，成了一些开放商和建筑商的存款，最终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汇集成“广义货币”存量。　　这样一来，在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极度的繁荣中，在房价快速上涨的热潮中，银行对购房者的巨额贷款变成了开发商的存款，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又变成政府的存款，政府开发投资和从银行的贷款的投资进而变成其他开发商的银行存款，最后汇集到所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数字中，被央行统计下来，就成为了广义货币，即M2，其实质上仅仅记录了市场交易的结果。　　由此可以预期，如果央行放开乃至鼓励银行信贷，倘若全国的房价开始新一轮的快速上涨，其必然结果将是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如果今年银行贷款再次超过10万亿元，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将超过100万亿元，这将意味着什么？　　韦森：房地产调控核心是管理预期　　去年至今，我国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主要靠政府行政手段，以限购令、房产税等方式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扬。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商品房价格上涨23.2%，2010年上涨7.5%，去年上涨6.9%。而近期，国土资源部就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房地产用地管理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紧急通知》进行部署，要求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坚决防止房价反弹。　　东方财富网：对于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措施，您怎样看？您认为房地产调控将何去何从？　　韦森：中国的房价已经高得十分离谱，无法与我们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这显然不合理。但随着劳动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增加，房价必然会有下跌的时候。　　目前，我国的股市不景气，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严重阻碍甚至堵塞了我国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渠道。中产阶级没有有效的投资渠道，多数家庭资产又很难且不愿意将有限的资产转移到海外，一看到房价有抬头迹象，预期房地产有投资机会，就会纷纷转头涌入楼市，进而造成房价上升，进一步吹大房价的泡沫。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目前中央对房地产的调控的手段合适吗？　　韦森：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是“管理预期”。对于房地产，在一定时候确实需要政府“管理预期”，不能大家都相信今后房价仍会继续上涨、无限的上涨。倘若大家预期房价会上涨，纷纷抢购住房投资或把保值资产，房地产泡沫就会越来越大。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来看，我坚持市场需要自行运作，不能由政府来时时调控物价。但是政府的最大责任，不是限购令，不是行政手段控制房价，而是需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房价相对于普通居民收入，已经很高。在金融市场中，人们常警告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现在还需让中国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风险，投资也须谨慎”，且一旦投资房地产，当泡沫破裂时，很难像股市那样 “斩仓出来”。　　中国人的自有住房率已接近世界的最高水平，中国的房价也已到世界的最高水平了。如果从计划生育政策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我认为中国的房价似乎很难有上升的空间。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Fred E. Foldvary(弗雷德·福德怀雷)2007年出版了《2008年的大萧条》一书，这是目前能查到的唯一一本预测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的著作。其内容把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与Henry George等经济学家的土地价值理论结合起来，发现自1818年以来美国的200年历史中，每次经济衰退(recession)，尤其是大萧条(depression)，都与房地产的“周期”有关，且都是在低价、房屋建设和房价的最高峰后一两年之后发生的，200多年来几乎无一例外。其警告世人，现代社会的大萧条，起因都是房地产泡沫。　　韦森：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当前国内外经济正处复杂多变、各国正处于政策面临抉择的关键时期，而我国“三驾马车”止步不前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怎样的发展将帮助中国在走出全球经济阴霾上发挥作用，并以此点燃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光。　　东方财富网：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都已基本耗尽了，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您怎样看这个观点，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韦森：回顾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改革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中国三次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自2007年以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逐年下降，这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近“吃尽”。　　去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而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犹如 “抽鸦片的瘾君子”，长期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依靠贷款推动“铁、公、基”投资，以此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将很难走下去了，甚至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孕生出大的经济危机。综合各种可能因素，我认为发展服务业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70%左右，墨西哥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我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以去年GDP总量计算，而美国则达到15万亿多一点，而我国GDP按现下汇率计算大约为7.5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的一半。但我国的汽车产量、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都远高于美国，但为什么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其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我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未来的增长，应该转向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依赖于金融服务业，其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倘若有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将能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我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1元GDP中含有1.52元的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的3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等方式募集资金两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始终在萎缩，目前已不及70%。　　股市的萎缩，意味着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在萎缩，如果股市繁荣，中国的证券化率就会提高，进而带动GDP的增长。按照陈志武教授的一项研究，早在1880年，美国的金融票据证券总值与GDP之比达200%，到2005年后，已经达到1美元GDP近10美元金融票据证券。2006年下半年金融风暴之后，美国的金融证券化率有所下降，但目前的比率也不低于800%。这正是美国虽然在许多制造业产量和产值上都不及中国，但GDP仍然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与富民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占GDP的份额的增加，就是其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未来走向稳定的长期发展轨道。　　但是，发展服务业有着严苛的条件，即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限制政府的权力，建立现代民主政治，才有望能改变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期望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能够较快的发展。　　韦森：中国股市不缺钱缺少老百姓的信心　　自今年5月初股市持续下跌以来，沪指已累计下跌12.81%，而备受关注的2132点“钻石底”也在上周灰飞烟灭。面对股市跌跌不休的现状，广大股民愤怒而又绝望，因此在证券市场上也刮起了一阵“销户”狂风。　　东方财富网：中国股市十年来指数回归原点，而巨量IPO仍不断涌现，您如何看中国的证劵市场？如何来看待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　　韦森：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依靠服务业，而服务业的核心部分正是金融服务业。从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只有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证券化率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才有光明的未来。　　多年以来，始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股市与实体部门并无很大关系。其观点指出，股市好，实体部门在增长；股市不好，实体部门也在增长，因而股市的繁荣与否和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股市并不仅具有为实体部门扩张融资的功能，而且很大程度上反映代表了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的晴雨表。股市繁荣了，大家会改变预期，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带动当期的消费和投资；而股市一跌再跌，将反作用于国民的消费支出，最终影响到投资，这恰恰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　　举例来说，2007年我国出现了一波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其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05年——2007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并没有快速增加。我认为那一轮消费物价的快速上涨极有可能与2007年中国股市在短时间内从年初的2300多点猛涨到6124点有关。因为股市的快速繁荣，将带来一个收入与消费的“财富效益”。　　在英文中，有句俗语，叫“Easy come easy go”，用到股市赚钱效应与消费上，可以理解为，百姓在股市中赚了钱，就更乐于消费，结果引发了物价的上涨。而现在，股市不景气，大部分股民都在亏钱，甚至众多股民纷纷离场，哪有心思谈消费？消费者没有信心，市场不景气，企业家也没有信心，如此恶性循环，就导致了中国消费和投资的双下降。　　由此看，股市与实体部门关联至深。管理层目前要启动消费，依靠消费拉动经济，一方面需要减税，从而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是要让正确的政策得到贯彻和落实，促使股市繁荣。中国股市目前并“不差钱”，差的是股民和老百姓的信心。股市繁荣了，老百姓的消费信心恢复了，企业家的信心提高了，才会在投资生产与增加消费之间产生良性的循环与互动。　　与其说当今中国股市反映了上亿注册股民对经济形势和上市公司业绩的展望和预期，不如认为是反映了老百姓及企业家对政府的期望和信心。真正要振兴股市，关键是让老百姓对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抱有足够的信心。　　韦森：证监会为何不能暂时关停IPO　　近期，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对投资者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认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已经获得了市场参与各方的广泛认同，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储蓄率高达52%，总的资金供给较为充裕，新股发行不会对资金供求产生巨大影响。其进一步指出，停发新股是一种行政管制行为，改革应当尽可能避免采取此类措施，应当在市场和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下进行。由此表示，停发新股也并不能对市场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善。　　东方财富网：对于证劵市场中源源不断的IPO，您怎样看？　　韦森：目前的中国股市犹如一位患了大病的病人，如何治疗，至关重要。无论之前议论颇多的国际板推出，还是目前争议较大的IPO，决策层不应把问题仅放在逻辑推理上，对所作决策与二级市场的影响评估，也不应仅理性参考经济学家与证券专家意见，而是要站在广大投资者的角度上思考。　　股市的繁荣与衰落，并非仅依靠监管层的理性推理和逻辑分析，更多反映在股民的实际投资决策上。通过IPO新股上市与当日市场走势比较，通过广大投资者由于对700多家公司IPO的恐惧，纷纷用脚投票离场的现实，能说IPO不影响二级市场？　　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股份制公司，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社会经济扩张之时，单个投资者资金不足，因而需要通过社会融资，为工厂和企业的开张与发展提供所需资本。当经济扩张时，公司以公开上市的形式向社会募集资金，这才是股票市场存在的重要理由。而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现象，实体部门中大部分企业的任何扩张，可能都是冗赘的，因而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企业通过IPO上市来募集资金，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大生产，而是为了填补自己的资金缺口。在目前几乎所有行业都产能过剩的格局中，却还有众多公司等待IPO审批通过，这到底是为实体部门扩大再生产而融资？还是为了弥补自身资金短缺之困而圈钱？　　综合考虑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当下的经济形势格局，可以说现在的IPO本身已失去为实体部门经济扩张进行融资的功能，而是在为救急各类企业资金之困和自身经营困难进行圈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决策层考虑将IPO审批暂缓一定时期，待二级市场有所好转，广大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经济下一轮扩张期来临之时，再恢复IPO审批，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是合情合理的。　　概言之，从当前中国经济的格局和大趋势中，决策层不应看着中国股市持续的低迷，此时需要决策层真正推出有利于市场恢复的好措施，加强确保市场运行的制度建设。只有这样，在未来的中国，金融和证券化率的提高，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找到未来增长之新的源泉和动力。金融市场的繁荣、交易的繁荣、金融市场交易量和就业人员的增加，将意味着GDP自身的增长。　　韦森：证券市场的改革核心是分红　　今年五月，我国证券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接踵而至。沪深交易所发布了新退市制度方案、A股交易相关收费大幅降低，让市场寄予很大的希望；郭树清主席强调圈钱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证监会发出金分红“催急令”利好证券市场发展；证监会修订《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措施备受关注。　　东方财富网：近期郭树清主席对证券市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您怎样看这些改革？您认为哪些方面最需要进行改革？　　韦森：郭树清主席的一系列改革做的非常好，我对他的期望很高，他是一个有理想且非常正直的人。而现在的关键在于他的一些想法与理念能否得到推行，能否撼动得了当今社会中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能否使有益于中国股市长远发展的改革措施坚持进行下去。　　对于一位投资者，为何要投资股市？是因为能够获得企业分红，且所得的股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只有从股市获得的分红比银行的利息高，投资者才会选择股票市场，这也正是股票投资的核心。上市公司盈利好，股民通过股息获得的回报高，这样的市场才是正常的市场。可目前许多上市公司却不分红，而是不断采取赠股的形式。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与现行的股票红利税制有关。分红的股息需抽取10%的红利税，这种税制本身就不鼓励上市公司进行分红。　　为了使中国股市能尽快从大病中恢复出来，为了鼓励上市公司分红，建议相关部门暂时降低或减免股息红利税。待股市繁荣后，财税部门仍可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其他金融公司营业收入中增加所缴纳的其他税收补收回来，这对于大病中的中国股市来说，显然会是一件利好措施。　　韦森：推出国际板更需考虑股民的情绪　　上海国际板的推出一直处于努力筹备之中，上证所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国际一流的证券交易平台，而国际板将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曾有专家指出，随着A股市场影响力与日俱增，外资企业尤其是中国业务比例日益提升的外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是大势所趋。　　在呼声中，国际板也成为继创业版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又一个大动作。而发改委等八部委前段时间的集中表态，再度把国际板这个A股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提上公众议程，证监会一再表示国际板暂无日程表。那么目前到底适不适合推出国际板？国际板市场又将何去何从呢？　　东方财富网：您认为目前是推出国际板的最佳时机吗？　　韦森：直观的判断，中国公司能够到纳斯达克、道琼斯、香港和新加坡上市，为何国外公司不能来中国上市融资？从这个角度考虑是讲不通的。目前中国有着较多的储蓄，再加之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倘若外国公司来到中国上市，将使得外汇通过国际板再次流出国内，可以减小巨额外汇储备通过央行用人民币对冲外汇来被动增加基础货币的压力。即便央行通过发行央票来减少货币发行，却也增加着央行的负债。在巨大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如果人们能在境内投资于国外公司，在经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　　中国参与国际化分工和全球化过程，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推出国际板，更需考虑股民的情绪。有些时候经济学者与证券专家试图说服股民是无劳的，因为他们有着自身的经验、有着自己的感知、认知和判断。中国股市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如今市场却如此低迷，决策层和监管层应负有较大的责任，倘若决策、监管部门不考虑市场参与者的感受和信心，待参与者“脚投票”之时，市场就彻底完了。　　在当下中国股市“奄奄一息”之时，监管层和决策层应当听从广大股民的呼声，暂缓IPO发行、降低或减免红利税，真正推出有利于股市的利好措施，中国股市才会健康起来。救中国股市，首先要救股民对政府、对监管层的信任与信心。　　结束语：　　在非理性的制度、机制、运作中，如何能以理性的推理作决策？投资者的非理性，是他们在无数次血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是广大投资者的存活之道。改变一些非理性制度，建立起确保市场良序运行的法律制度，中国股市才能真正繁荣。只有稳定、健康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中国才能成为和谐的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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